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民建积极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为争取国民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一节 参加土地改革
进行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还有3亿多农民的新解放区没有实行土改。为此，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都把土地改革作为中心议题。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民建参与了土地改革法的讨论和制定。
土地改革法颁布以后，民建总会于1950年6月25～28日召开了会务推进委员会，通过了《拥护政府土改办法和财经措施的决议》，要求全体成员积极推动工商界拥护土地改革。各级组织组织成员学习土地改革法，结合成员实际，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特别是针对工商业者兼地主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在具体工作中，采取组织领导干部和骨干成员参加土改、参观土改的方法，使民建成员在实践中接受教育、发挥作用。
1950年冬，民建成员参加了华东、中南的土改运动和西南的减租退押工作，在工商界起了良好作用。1951年春夏之交，上海、北京、天津、重庆、武汉、西安、长沙、济南、福州、南昌等地近百名成员参加了西南土改运动。章乃器任中央西南土改工作团团长。京津两地成员通过参观皖南、湖南及沪郊的土改，看到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发展城乡贸易的良好前景。北京分会从1950年开始，发动骨干和各行业有代表性的积极分子，自愿参加各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天津分会组织52名成员、分8批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和参观团。上海临工会由17位成员参加了3个土改工作队，到上海郊区大场、真如、杨思及皖北、苏南等地区搞土改工作，还有121位成员参观了土改工作。武汉市工商业者兼有土地关系的约占90％，在土改工作中曾一度引起工商界的不安。为此，市政府成立了城乡联络处，民建成员参加了联络处的工作，协助政府搞好土改。在此期间，市分会筹委会多次召开成员大会和土改问题座谈会，要求成员把土改政策宣传到广大工商业者中去，发动工商业者积极支持农民的土改运动。为了加强工作，分会筹委会还成立了土改小组，专门研究处理成员中的土地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
民建各级组织在组织参加或参观土改工作中，还就某些地区具体工作中存在的偏差，及时进行了反映，保护了地主兼营的工商业或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稳定了工商业者的情绪，调动了他们的经营积极性。
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使工商界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反封建的教育。由于民建组织的宣传鼓动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成员在参加土改的实际工作中，增强了对中共关于农村政策正确性的认识，切身感受了农村土改后欣欣向荣的气象，看到了工商业在农村的广阔前景。广大成员在实践中既发挥作用，也经受了锻炼。
第二节 参加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9月15日，美国政府派兵在朝鲜仁川港登陆，占领汉城，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并派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疆城市和乡村。9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出强烈抗议。
在新中国刚刚诞生就面临侵略威胁的时刻，各民主党派成员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周恩来的声明发表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表示拥护，一部分人明确主张以武力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也有一些人怀有崇美、恐美、亲美思想，怕“引火烧身”。
在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中共中央曾多次在党内讨论，并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了协商座谈、征求意见。经过协商很快达成了共识。根据黄炎培的建议，称出兵援朝的队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为加强抗美援朝工作，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协商决定，成立抗美援朝运动委员会。各民主党派纷纷组织成员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在北京成立。1950年11月4日，由中国共产党领衔，发表了《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宣布“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民建总会及各地方组织纷纷开展了深入广泛的教育活动，以各种形式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破除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迷障，调动和鼓舞广大工商界的爱国热情。
1950年8月15日，黄炎培、章乃器、南汉宸致电朝鲜首相金日成，代表民建祝贺朝鲜解放5周年，声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斗争。1950年11月，民建总会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全国工商界团结起来，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奋斗》的政治报告。会议指出：“工商界在运动中的基本任务是疏通物资、稳定市场、发展生产、巩固经济、踊跃纳税、保障供给，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会议期间，周恩来等领导人分别作了政治经济政策、统一战线、劳资关系的报告，引导工商界把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团结全国工商界，为粉碎美帝侵略而奋斗。
在此期间，总会发出了《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宣教要点》，号召各级组织“把所有进步分子都动员起来，集体讨论，分头工作，组织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和演讲会，把现在落后的人们逐渐提高，提高到自己一样的政治水平”。各地组织进行了认真传达和深入讨论，组织成员控诉美帝侵华罪行，树立仇美、蔑美、鄙美思想，签订爱国公约，以实际行动积极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去。
1950年11月30日，李烛尘、毕鸣歧、朱继圣率领天津工商界4万多人举行抗美援朝示威游行，并致电毛泽东。毛泽东复电天津工商界：“你们认清了美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反动性质，你们不受他们的欺骗，不怕他们的恐吓，坚决地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并在十一月三十日举行了正义的示威游行，这是值得欢迎的。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做了很多的欺骗宣传，一切爱国者都不应相信这些欺骗言论。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台湾，轰炸中国的东北，并使用各种流氓手段恐吓中国人民，一切爱国者都应有决心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受他们的恐吓，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的英勇行为，是值得赞扬的。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是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12月9日，傅华亭、刘一峰、浦洁修等率领北京市工商界5万多人，举行庆祝平壤解放、反对美帝侵略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由各行业负责人高举门旗作为先导，从先农坛出发经前门箭楼后分为东西两路，沿途振臂高呼，情绪激昂。12月16日，胡厥文、郭棣活、刘鸿生、吴蕴初、荣毅仁、刘靖基等率领上海工商界15万人举行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荣毅仁手擎大旗，走在队伍最前面。沈阳、西安、武汉、成都、广州、济南、重庆、郑州、福州、长沙、无锡、开封等地工商界也相继组织了抗美援朝大游行。据21个市的不完全统计，仅在12月份就有70多万人参加，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
同时，民建派成员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胡厥文、胡子昂、章乃器、凌其峻、朱继圣、陈巳生、卢广绩、陈俊明、王懋德、秦育之、梁尚立、王文彬、朱巳训、李镜天、陈叔敬、杨达权、萧则可、梅岭先、徐崇林、刘光智、陆鲁一、闵子、倪松茂、俞寰澄、候德榜、莫艺昌、杨美真、吴羹梅、唐巽泽、徐祖湘、高事恒、刘念义、吴中一、汤蒂因、蔡叔厚、吴逸生、魏如、罗伯昭、韩志明、孙瑞璜、荣漱仁、赵忍安、孙耀华、林厚周、李肇基、厉无咎、马公瑾、周焕章、田梅村、艾鲁川、袁熙鉴等先后赴朝，到硝烟弥漫的前沿阵地慰问志愿军。归国以后，他们向各界人士报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业绩，激发对帝国主义的义愤，以实际行动搞好生产，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上海临工会陈巳生在参加赴朝慰问时，以民建及上海工商界代表的身份，向全国各界人士发出捐献飞机大炮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并成为后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六一号召”的重要内容之一。1951年6月4日、6月18日，民建总会相继发出通知，号召全会响应“六一号召”，并成立了抗美援朝捐献运动委员会。
在捐献工作中，北京工商界捐献飞机31架；天津工商界捐献战斗机38架、现金29亿元(旧币)；上海工商界捐献战斗机404架，其中民建成员捐献179架；武汉工商界捐献战斗机44架；成都工商界捐献飞机4架；济南、青岛工商界捐献战斗机34架；福州工商界捐献飞机8架。其他城市的工商界也都积极投入捐献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不少民建成员或成员亲属参军赴朝作战。胡厥文、胡子昂、吴蕴初等亲送子女上前线。吴蕴初说：“我爱我的女儿，但更爱我的祖国”。1953年春季美帝国主义发动细菌战后，各民主党派与中共联合发表了《对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抗议》。随后，民建成员参加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委员会”，赴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前线进行实地调查。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民建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动员广大成员和工商界人士，热烈响应“六一号召”，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坚持生产，积极纳税，为祖国奉献了一片赤子之心。
第三节 参加镇反运动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民党在大陆遗留了200多万土匪、60多万特务以及60多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他们以暗杀、爆炸、抢掠等方式从事破坏活动，严重危及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人民生活。为此，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1950年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为了取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镇反运动的理解与支持，毛泽东多次电示各地党政机关，要特别注意政策，不要四面出击，要集中力量稳、准、狠地打击反革命首恶分子。根据这一精神，中共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参与。毛泽东曾把广东、广西的报告送给黄炎培，并附言说明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镇压反革命中处理涉及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爱国分子问题的指示》，规定对于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开始反蒋斗争、与中共合作的民主人士和真正起义的军官，在镇反中予以特殊照顾和宽大处理。这样，消除了一部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疑虑，对镇压反革命工作取得了共识。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使镇反运动有了法律依据。随后，民建总会发出了《关于积极进行镇压反革命的通知》，通知指出，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当前的三大任务。要求各地分会组织成员认真学习镇反文件，鼓励曾经参加过反动党团、会道门的成员进行坦白登记，不得吸收有反革命嫌疑与不明历史底细的人入会。
各地分会按照总会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积极开展了宣传教育活动，并配合政府积极做好工作。各地以座谈会、报告会等形式组织成员认真学习镇反条例。上海市临工会布置了有关“镇压反革命问题”的学习讨论提纲，对成员进行反特宣传教育。北京分会组织成员对罪犯案情进行调查了解，提出自己的调查意见供有关部门参考。武汉分会分筹委会针对“观望态度和侥幸心理”，召集工商界人士举行了三次座谈会。民建其他地方组织也组织成员认真学习文件，参与镇反工作。通过学习，成员普遍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
各级组织还鼓励成员检举揭发，动员曾参加反动党团、会道门的成员坦白交代。与此同时，各级组织进行了清理整顿组织的工作，对个别混入民建的反革命分子及时予以清理。
民建参加镇反运动，配合政府保卫了新生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保障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也使成员受到了教育，纯洁了会的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