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过时的“窑洞对”

2015-09-02 17:58

作者:杨建功

单位: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

职务: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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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窑洞对”

1945年7月,应中共中央之请,黄炎培与章伯均、傅斯年等一行6人飞抵延安,进行参观访问。期间,毛泽东问黄炎培感想怎样,黄炎培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里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这番话,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对毛泽东的这个回答,黄炎培作了长久的思考,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有了坚强的信心。在后来组建民主建国会时,民主和建设,成为了基本政治纲领的核心。

这段对话,因为发生在延安的窑洞里,后来被称之为“窑洞对”。

二、中国历史周期率:人治

“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是黄炎培问话中最核心的一句。原文出自《左传》,“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禹和汤怪罪自己,他们的兴盛很迅速;桀和纣怪罪他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

禹和汤是夏代和商代的开国君主,而桀和纣则分别是夏代和商代的最后一个国君。在中国历史上,禹和汤均以勤勉节俭、励精图治为名,而桀和纣则以骄奢淫逸称恶,最后的结果都是国家灭亡、朝代更替。其实又何止桀纣,纵观中国历史,几乎每朝每代都是这样。开国的君主,往往都是战功彪炳,深得下人拥戴,而传至后世,由于末代君主昏庸无能,国破家亡的局面在所难免。历史,就是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的更替。

黄炎培的这段问话,直言中国历朝历代的更迭规律,具有周期性、普遍性和迅捷性。

周期性自不必言,一部中国古代史写尽了政权起落。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长治久安的态势。

普遍性在于,没有一个朝代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不管统治者是汉人还是其他民族,也不管是贵族政治还是平民政治、文治或是武治。

快捷性则要相对来看。有些朝代,比如秦、隋、五代,也就十年、二十年左右,走马换灯一般,“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即便是唐、明、清等朝代,虽然延续数十至数百年,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其实也就是一点点的时间。而且,快捷性还体现在,兴起得快,衰败的也快,有时候,几乎只是一夜之间,就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

在解读周期率的发生时,黄炎培说了三方面原因:其一,创造力失去。创业时艰难困苦,励精图治,随后却因环境发生变化而满足于享受;其二,战斗力失去。开国的祖辈们辛苦努力,而后代只满足于现状,惰性发作,没有危机感;其三,控制力失去。建国之后,盲目扩大势力范围,却因为鞭长莫及,导致中央对地方失去控制。这三种能力的丧失,导致“政怠宦成”,结果要么就是“人亡政息”,要么就是“求荣取辱”。然后就是下一个朝代的起落,周而复始。

中国历史的周期率,说到底,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人治。

从中国历史来看,每一位开国者,均有其异于常人之处,或战功彪炳,或励精图治,或韬光养晦,因此才能在乱世或战争中胜出,黄袍加身,一统天下。而在皇权集中的古代社会,普通百姓一直视天子圣明作为治世的标准。天子圣明,则百姓之幸;天子昏庸,则百姓之祸。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等,都是建国的典范。但同样,任何一个王朝衰败和灭亡也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一定有一个昏庸无能的国君、腐败透顶的官僚系统和没有战斗力的军队。

三、人民、民主、监督:法治

毛泽东的回答里,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人民、民主、监督。

人民治国,走的是群众路线;民主治国,体现的是民众的意志;人民监督,才能避免权力过于任性。这样的方式,既还权力于人民,又能够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避免因社会分配不公而滋生险患,导致民愤产生。从历史来看,皇权治国的情形下,根本不会考虑底层百姓的利益诉求,也不可能存在有效的监督,所以才会形成社会不公,导致民众犯乱、朝代更迭。

毛泽东的回答里,还隐含着法治的思想。只有法治之下,才能真正形成人民民主,建立监督体制。离开了法治的保障,无论是民主还是监督,都是空谈。

四、“窑洞对”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主记在2006年2月20日的文章《激浊扬清正字当头》(《之江新语》第176页)中提到,“党员干部如果失去律己之心,随波逐流,趋利媚俗,放纵自己,就会混淆是非,走上邪路,使国家陷入‘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

从“窑洞对”至今,转眼已是七十年。在这期间,国际和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国内而言,文革已经远去,改革尚在深化,我国依然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就国际方面来说,前苏联解体,前南联盟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发生重大变化。互联网的发展,更使价值观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国际敌对势力“和平演变”中国的企图从未放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领导、建立公平有序的分配体系、确保社会长治久安、保证国家科学持续地发展,成为每一届领导班子重点考虑的问题。

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重温“窑洞对”所提到的中国历史周期率,更具有现实意义。只有始终坚持人民、民主、监督和法治,坦然地面对各种情形变化,与时俱进,及时调整各项政策和法律,历史周期率才不会在现实和将来的中国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