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建功
单位：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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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窑洞对”
1945年7月，应中共中央之请，黄炎培与章伯均、傅斯年等一行6人飞抵延安，进行参观访问。期间，毛泽东问黄炎培感想怎样，黄炎培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里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这番话，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对毛泽东的这个回答，黄炎培作了长久的思考，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有了坚强的信心。在后来组建民主建国会时，民主和建设，成为了基本政治纲领的核心。
这段对话，因为发生在延安的窑洞里，后来被称之为“窑洞对”。
二、中国历史周期率：人治
“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是黄炎培问话中最核心的一句。原文出自《左传》，“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禹和汤怪罪自己，他们的兴盛很迅速；桀和纣怪罪他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
禹和汤是夏代和商代的开国君主，而桀和纣则分别是夏代和商代的最后一个国君。在中国历史上，禹和汤均以勤勉节俭、励精图治为名，而桀和纣则以骄奢淫逸称恶，最后的结果都是国家灭亡、朝代更替。其实又何止桀纣，纵观中国历史，几乎每朝每代都是这样。开国的君主，往往都是战功彪炳，深得下人拥戴，而传至后世，由于末代君主昏庸无能，国破家亡的局面在所难免。历史，就是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的更替。
黄炎培的这段问话，直言中国历朝历代的更迭规律，具有周期性、普遍性和迅捷性。
周期性自不必言，一部中国古代史写尽了政权起落。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长治久安的态势。
普遍性在于，没有一个朝代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不管统治者是汉人还是其他民族，也不管是贵族政治还是平民政治、文治或是武治。
快捷性则要相对来看。有些朝代，比如秦、隋、五代，也就十年、二十年左右，走马换灯一般，“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即便是唐、明、清等朝代，虽然延续数十至数百年，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其实也就是一点点的时间。而且，快捷性还体现在，兴起得快，衰败的也快，有时候，几乎只是一夜之间，就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
在解读周期率的发生时，黄炎培说了三方面原因：其一，创造力失去。创业时艰难困苦，励精图治，随后却因环境发生变化而满足于享受；其二，战斗力失去。开国的祖辈们辛苦努力，而后代只满足于现状，惰性发作，没有危机感；其三，控制力失去。建国之后，盲目扩大势力范围，却因为鞭长莫及，导致中央对地方失去控制。这三种能力的丧失，导致“政怠宦成”,结果要么就是“人亡政息”，要么就是“求荣取辱”。然后就是下一个朝代的起落，周而复始。
中国历史的周期率，说到底，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人治。
从中国历史来看，每一位开国者，均有其异于常人之处，或战功彪炳，或励精图治，或韬光养晦，因此才能在乱世或战争中胜出，黄袍加身，一统天下。而在皇权集中的古代社会，普通百姓一直视天子圣明作为治世的标准。天子圣明，则百姓之幸；天子昏庸，则百姓之祸。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等，都是建国的典范。但同样，任何一个王朝衰败和灭亡也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一定有一个昏庸无能的国君、腐败透顶的官僚系统和没有战斗力的军队。
三、人民、民主、监督：法治
毛泽东的回答里，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人民、民主、监督。
人民治国，走的是群众路线；民主治国，体现的是民众的意志；人民监督，才能避免权力过于任性。这样的方式，既还权力于人民，又能够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避免因社会分配不公而滋生险患，导致民愤产生。从历史来看，皇权治国的情形下，根本不会考虑底层百姓的利益诉求，也不可能存在有效的监督，所以才会形成社会不公，导致民众犯乱、朝代更迭。
毛泽东的回答里，还隐含着法治的思想。只有法治之下，才能真正形成人民民主，建立监督体制。离开了法治的保障，无论是民主还是监督，都是空谈。
四、“窑洞对”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06年2月20日的文章《激浊扬清正字当头》（《之江新语》第176页）中提到，“党员干部如果失去律己之心，随波逐流，趋利媚俗，放纵自己，就会混淆是非，走上邪路，使国家陷入‘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
从“窑洞对”至今，转眼已是七十年。在这期间，国际和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国内而言，文革已经远去，改革尚在深化，我国依然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就国际方面来说，前苏联解体，前南联盟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发生重大变化。互联网的发展，更使价值观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国际敌对势力“和平演变”中国的企图从未放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领导、建立公平有序的分配体系、确保社会长治久安、保证国家科学持续地发展，成为每一届领导班子重点考虑的问题。
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重温“窑洞对”所提到的中国历史周期率，更具有现实意义。只有始终坚持人民、民主、监督和法治，坦然地面对各种情形变化，与时俱进，及时调整各项政策和法律，历史周期率才不会在现实和将来的中国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