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前，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中国革命进入新高潮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4月30日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播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种子”。5月23日，民建公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向世界宣告了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开启了为建立新中国的并肩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回顾民建先贤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孜孜以求探寻真理的光辉足迹，感悟峥嵘岁月中民建人筚路蓝缕、追求光明的爱国之心，对于我们不忘合作初心，弘扬优良传统，奋力谱写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新篇章具有重要意义。今天，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硝烟，回望这段永不能忘的重要历程。
1945年12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以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为代表的一批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在重庆发起创建了民主建国会。民建一经成立，就将自身事业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旗帜鲜明地提出推进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建设、反对破坏的政治主张，表达了民族工商界和知识界对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的渴望。
然而，现实给民建上了深刻的一课。自成立之时起，民建就没有得到过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备受压迫，会所数度被查抄。1946年1月8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民建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常务理事章乃器代表民建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初步意见，得到中共代表董必武的肯定。为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1946年1月中旬，民建再次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意见，并联合其他党派团体组成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先后举行了8次各界民众大会。为扼杀群众性政治活动，国民党派出特务进行一连串骚扰破坏活动，制造了沧白堂事件。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然而，协议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撕毁协议，加紧部署全面内战。对此，民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联合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20多个团体，组织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大会筹备会议，商定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2月10日大会开会前，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使主席团成员和群众60多人受伤，制造了较场口事件。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使民建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经受了一次战斗的洗礼。
1946年5月5日，民建、民进等上海53个政团在南京路劝工大楼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6月21日，民建在《联合晚报》《大公报》《时代报》《中华时报》发表了《为挽救国运解决国是奠定永久和平而呼吁》的声明。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国民党特务围攻殴打请愿代表。暴徒辱骂民建会员阎宝航，逼其下跪。阎宝航愤慨地说：“我是东北人，在日寇铁蹄下我从来没屈膝过，我决不会受此凌辱。”围殴长达四五个小时，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下关事件发生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闻讯立即到医院慰问。中共的热情关怀，使大家深受感动。6月25日晚，中共在梅园新村设宴招待代表团，周恩来报告了与国民党历次谈判的经过，阐明了共产党今后的政策和主张，使代表们对局势有了新的认识。7月19日，周恩来写信给民建等17个政团，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他们反对内战、坚持和平的态度表示肯定，给民建以莫大鼓舞。下关事件使民建从血的教训中逐渐觉醒过来，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镇压人民的真实面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以后，国民党为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加疯狂地镇压民主运动，迫害民主人士。白色恐怖笼罩着各民主党派，民建总会决定由公开活动转向秘密的地下斗争。
为更好隐蔽和保护自己，民建在上海的理事、监事和主要骨干分别编入以青建、英建、寰建、康建、核建、纪建等为代号的小组，每周采用聚餐、茶会等方式进行分散活动。1948年1月，民建组织会员秘密学习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在一次核心层的聚餐会上，商定要早日派人与香港中共组织和各党派保持联系。随后，王纪华、盛康年等频繁往来于沪港之间，听取在港中共代表的意见，并向上海同仁传达。
其实，民建自成立时起，就在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同中共建立了一定的合作关系。1946年1月民建举行招待会，发布民建成立经过，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个来祝贺的。对民建的民主斗争，中共积极支持，并在政治上、道义上给予了许多帮助。民建每一次遭受国民党的打击，也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来慰问、来支持、来声援。在此过程中，民建与中共逐渐结下了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真挚友谊。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与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鲜明对比，让越来越多的民主人士深刻认识到只有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才能真正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黄炎培曾感慨地说：“今后只有一件大事，我们应该依靠中共，并与中共取得联系。”
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之际，毛泽东决定用发布口号的方式进一步表达中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当日，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发布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刊发了“五一口号”。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五一口号”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联合政府的行动纲领，很快得到在香港设有总部或有代表机构的民主政团的响应。当时，黄炎培正在上海。他获得消息以后，曾与张澜等商谈响应的事宜。5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给张澜、黄炎培的信回到上海，介绍了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立场和行动。随后，民建于5月23日在上海秘密举行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
这一决议，是民建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民建政治立场、政治纲领的转折。它实际上宣布民建在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中，最终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为以后民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
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中共中央两次致电中共华南分局，邀请在上海和香港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代表进入解放区，共同商讨筹备召开人民政协和组织联合政府等问题。民建总会接到邀请后，黄炎培、胡厥文、盛丕华协商决定，推派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代表民建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8年12月26日晚，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30余位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安排下，登上苏联货船“阿尔丹”号驶离香港，开始北上。1949年1月10日到达沈阳，受到了中共中央代表李富春、张闻天的热烈欢迎。到达东北后，他们先后参观了大连、旅顺、沈阳、哈尔滨等地的工厂、农村、学校、煤矿、电站，大家感到耳目一新，心情非常激动。在一次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唱起一支歌曲，开头的歌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章乃器提议增加一个字，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久，章乃器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
1948年年底，黄炎培寓居上海，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处境十分危险。中共地下党对他的境况非常关心，经过周密安排，他假借办寿宴之名巧妙摆脱了特务的跟踪，化装后乘船去了香港。同轮去港的还有姚维钧、盛丕华、俞寰澄、盛康年等人。在港期间，黄炎培一行与中共中央代表进行了多次商谈，并于3月14日离港，25日到达北平，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1949年2月25日，章乃器、孙起孟、施复亮、罗叔章、胡子婴等一行35人乘坐“天津解放号专车”由沈阳抵达北平。天津的李烛尘、资耀华也于同日乘车到达。至3月底，民建的主要负责人都已陆续到达北平。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12名民建成员出席会议。会上，黄炎培被推举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孙起孟、阎宝航、罗叔章被推举为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此外，黄炎培、罗叔章被推举参加拟定新政协参加单位及代表名额小组，施复亮、俞寰澄参加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章乃器、李烛尘参加共同纲领起草小组,胡厥文、俞寰澄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小组，李烛尘参加宣言起草小组。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胜利召开。民建总会22日发出贺电：“象征着全国人民大翻身大团结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在北平开幕，全国人民今后在毛泽东旗帜之下向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道路迈进，以达到最后的成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彪炳辉煌的一页，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日子，我们为此敬向大会致最热烈的庆贺，并保证今后为彻底执行大会决议而努力。”大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同时选举出了包括黄炎培、李烛尘等民主人士在内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方明所去。作为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民建在近八十年的风雨历程中，始终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不断成长进步、不断有所作为。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民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是民建在长期实践中作出的必然选择，也是民建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最基本的经验和最重要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在重温历史中铭记合作初心，在弘扬优良传统中深化政治共识，努力践行民建十二大提出的“矢志不渝跟党走、团结奋进新征程”行动纲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同中国共产党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
